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红色保密故事第十二期

崇溪，又名崇阳溪，发源于峰峦叠嶂、景色秀丽的武夷山深处，慢慢汇成宽阔溪流，从赤石古镇边静静地流过，幽深的碧水倒映着蓝天白云、丹崖赤壁，山光水色。溪边赤石渡口，舟楫云集，碧波幻影，挥桨击水，往来两岸。渡口有几株高大而苍老的樟树，枝干虬曲舒展，微风吹过，发出飒飒摩挲声，似乎在述说当年暴动的壮烈情景，述说这个共产党秘密支部领导的中外监狱斗争史的奇迹。

1942年6月17日，上饶集中营第六队的同志们在党的秘密支部领导下，在崇溪赤石渡口组织闻名全国的越狱暴动型赤石暴动是“皖南事变”斗争的延续，是上饶集中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之大，在我党监狱斗争史上是空前的。暴动的胜利，体现了共产党人无比坚定的信念、严格的保密纪律、高度的保密智慧、团结奋斗、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豪迈气魄。

1941年1月5日，国民党反动派集结7个师8万多兵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对奉命北移途中的新四军9000余人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英勇的新四军坚决抵抗。除牺牲和突围的同志之外，一部分人不幸被俘，其中，700余名新四军将领和爱国志士，包括从东南各省抓来的共产党员，被拘禁在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江西上饶。

4月，国民党反动派将“军官大队”和“特别训练班”合并，更名为 “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下编六个队。第六队编成以后，摆在同志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第六队迅速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在敌特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下，第六队的绝大多数同志是由原“军官大队”的第二队、第三队和原“特别训练班”转编过来的。其中，有第三队的党支部负责人马六（原名沈韬）、阮世炯，有第二队的党支部负责人周青（原名奎麟），有“特别训练班”党支部的负责人陈念棣、胡永康（原名舒丽瑜）。为了使党支部能够迅速组成和保证领导的连续性，经过多方的酝酿和协商，一致同意第六队的党支部委员会由马六、阮世炯、周青和陈念棣等四位同志组成。由马六同志任支部书记。为了避开敌特的耳目，确保安全，支部决定，一、原三队编来的党员由马六和阮世炯同志负责联系；特训班编来的党员由陈念棣同志负责联系；原二队编来的党员由周青同志负责联系。马、阮、陈、周四同志彼此不过问不属于由自己负责联系党员的具体情况；二、从三个单位编入支部的党员，彼此不许建立横向联系；三、支部负责同志相互联系的方法，主要是利用上厕所而又四周无人的时候，联系的次数尽量少，每次联系时间也不能长。

建立了党支部，就有了斗争的核心，第六队的对敌斗争也就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起来了。

1942年5月，日军侵犯浙赣铁路线，向西节节推进。国民党军不战而溃，金华、衢县相继失陷，玉山、上饶门户洞开，第三战区的军政机关也乱成一团。第六队党支部提出了举行集体越狱暴动的问题，并秘密组织全体党员和非党员的积极分子展开讨论、发表意见。党支部提出举行暴动的根据是：

第一，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面前，集中营的大小敌特头目早已惶惶不可终日，对监管和警戒已有所放松。

第二，同志们在集中营里受尽敌人的残酷折磨和疯狂迫害一年多，已经形成团结一致的有组织的力量，积累了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有赤手空拳同敌人进行拼搏的决心。

第三，举行暴动的时机可以选在：一是全队远离驻地到上饶信江两岸去搬运口粮或烧柴的时候；二是全队到离开驻地四五里的北山坡上防空袭的时候；三是上饶失陷，集中营不得不撤往闽北的时候。暴动后的去向是：或渡过信江，进人当年方志敏开创的老根据地怀玉山区，然后转往苏南和苏北我军抗日前线；或越过分水关，进入闽浙赣边区的老根据地武夷山区，寻找地方党和游击队。

党支部决定要举行暴动，是以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为依据，体现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志，是正确的，因而得到了绝大多数的同志的热烈拥护。在征求意见和讨论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我党的参政员正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可能趋向缓和，我们也有获得释放的可能，因而主张等待一下；有的同志主张大家联名打报告，要求到抗日前线打鬼子；有的同志顾虑如果暴动成功了，敌人会对仍被监禁在集中营里的同志们进行更加疯狂的迫害和残杀，因而表示犹豫甚至不同意。

针对这些不同认识，党支部同志利用各种机会，联系蒋介石的反共历史、“皖南事变”和集中营的斗争现实，通过反复比较、深入分析，使个别有顾虑的同志很快消除顾虑，丢掉幻想；本来坚决勇敢的同志更加斗志昂扬，信心百倍。

同志们统一了认识，下定决心之后，第六队党支部着手组织暴动前的各项准备。关键工作是物色一名能够指挥全队暴动的军事指挥员。一方面，这个人在集中营对敌斗争的严峻的岁月里，是经得住考验的，能服从组织决定，严守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另一方面，具有军事指挥知识，能临机应变，多谋善断。当时在第六队的党员中，具备前面条件的同志是很多的，但同时具备两方面条件的同志不多。陈念棣同志经过反复的衡量比较，向党支部推荐王达钧同志为暴动的军事总负责人。

陈念棣所以推荐王达钧同志，主要是根据他在对敌斗争中的表现、军事指挥上的素养，加上他体格健壮，精通武术，是适合担负指挥暴动这一重任的。支部书记马六和支部委员阮世炯、周青知道王达钧的这些情况，同意陈念棣的推荐，决定由陈念棣与王达钧进行单线联系。

在选定暴动的军事总指挥之后，党支部还确定了每个党员和队员做好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一是秘密选定李铁飞、王树仁和陈延治分任第一、二、三分队的暴动指挥员，由王达钧统一指挥。二是选定勇敢机智，身强力壮的同志（有王铁夫等）组成突击队，以三人为一组，在发起暴动时每组袭击一个宪兵，夺取枪支弹药。三是秘密规定了举行暴动的准备信号、加强决心信号、行动信号以及万一情况发生变化，暴动无法举行时的撒销信号。四是要求参加暴动的同志每人都要有一双备用的布草鞋，由各班分工给会打草鞋的同志，其公差勤务一律由其他同志代劳。五是要求参加暴动的同志抓紧一切时间加强体力锻炼，以便暴动时有强壮的体魄同敌人拼杀格斗，奋勇突围。六是秘密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过闽浙赣边区游击战争的老同志等，了解有关边区老根据地的情况；向新近被从边区抓来的地方党的基层组织负责同志了解边区地方党的秘密联络点的情况；以便越狱后，有明确的去向，能很快找到立足点。

1942年6月5日4时许，黑暗还笼罩着周田村，正在熟睡中的第六队的同志们被宰猪的嚎叫声惊醒了。为什么宰猪？宰猪是一个信号，它预示在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面前，上饶危在旦夕，集中营就要撒离上饶，向闽北撤退了。撤离上饶，从战局的发展早已预料到了，但何时却无法侦悉。敌人对撤离上饶的问题一直守口如瓶，严守秘密，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会使队员们思想麻痹，缺乏应变的准备，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当然是愚昧敌人的妄想。宰猪的嚎叫声过后不久，司号员的起床号声响起来了。今天起床后的生活秩序与往日不同。在往日，起床以后是整理内务，洗脸刷牙，出早操，吃早饭。而今天，起床以后是捆扎背包，洗脸刷牙，吃早饭，准备集合出发。

摘自：《印记：中国红色保密故事（福建卷）》